无拘无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赋予了青年医生特有的科研优势，而在对未知领域探索的科研中，必然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挫折，年轻的医生该如何面对呢？

还记得那个挖井水的漫画吗？只要最后挖出井水的人不是你，你就无缘享受甘甜的井水。

曾错失一次重大机遇（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 龚 侃）

肾癌是泌尿系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可以分为散发性肾癌和遗传性肾癌，抑癌基因VHL在上述肾癌的发生发展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我十几年前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开始探索并延续至今的内容。

早期，在散发性肾癌的研究中，我们偶然发现在VHL基因突变引发的一系列变化中，缺氧诱导因子-2α（HIF-2α）在肾癌发病中的作用比传统认为的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更重要。在一次国内重要的肿瘤会议上，当国内外权威专家讨论这一议题时，我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但没有得到权威专家的认可和肯定。这一度让我对自己的研究结果产生了怀疑，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我们多次重复实验，都得出了同样的结果，最终于2010年将相关文章发表在的国外杂志上。

很可惜的是，由于临床工作繁忙等原因，在随后的一段时间中我们没有针对这一发现进行后续研究。然而我们的文章在国际上还是引起了一些专家的注意，比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Zhuang教授看到了这一结论后受到启发，并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发现了关于HIF-2α在一些疾病发病机制中的重要作用并将相关文章发表在世界权威的“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等杂志上。在一次国际会上，Zhuang教授特意找到我，和我开玩笑说：“龚大夫，谢谢你的启发，我们进一步发现了HIF-2α的重要性，并且已经把这个发现申请了专利，你损失了200万美元哦。”虽然我们无限接近了机遇，却丧失了它，结果令人沮丧，但同时这也给了我信心——这起码说明我们探索的方向是对的。

一次错失良机让我们在科研工作中有了更多的紧迫感，于是转而开始研究HIF-2α下游的信号通路。如今对促红细胞生成素（EPO）的系列研究又让我们有了憧憬未来的新资本。我们期待着未来它能像Her2基因之于乳腺癌那样，能成为肾脏肿瘤靶向治疗的风向标。最近我们已将相关的内容连续发表在《PloS One》等杂志上。

另外，在最常见的遗传性肾癌——VHL病患者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中国的VHL患者有一些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征，比如有半数以上的VHL患者没有家族史，其原因仍是个谜。基于上述发现，我国学者对于遗传性肾癌的研究受到了欧美学者的密切关注。譬如我们将发现中国首例VHL嵌合体患者的文章投给“Clinical Genetics”杂志后，短短两周就被接收。（嵌合体：起源于同一受精卵发育成不同核型的细胞系所形成的个体）。并且，我们这些年来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相继获得了2011年华夏医学科技奖二等奖和2012年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提醒各位医学同仁——

VHL遗传性肾癌相对于散发性肾癌有发病早、转移晚、双侧多发等特点，患者平均寿命约45岁，同时伴有全身多系统肿瘤。因此，如果临床中遇到这类患者，手术时应谨慎，否则患者很可能会在短短几年内反复接受手术，给患者和其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我们的经验是肿瘤直径小于3～4厘米可密切观察，超过者尽量选择肿瘤剔除术，不要轻易进行肾脏切除。

我不再纠结于研究结果的阴性阳性了，因为重要的是研究的稳定性！

遭遇三连败和四连阴（武汉协和医院胰腺外科 赵 刚）

在博士刚毕业的几年里申请到自己有兴趣且有价值的科研课题，其重要性不用赘述，很多朋友都深有感触。由于我在博士阶段选择的是器官移植方向，因此在博士毕业后一连三年我都在努力申请移植课题的国家自然基金，可惜结果是三连败。

连续的打击让我开始“异想天开”，甚至跳出了原来的圈子。由于肝炎、肝硬化和肝癌发展的三部曲已然明确，肝脏的硬度也在逐渐增加，肝细胞的压力很可能是逐级增加的。因此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我冒出了一个新疑问，细胞微环境应力的增加是否会诱导肝硬化甚至肝癌呢？随后我决定以此为内容进行我第四次课题申请。记得一位长辈看了我的申请后说，这个也许会全票通过，也许会全票否定。幸运的是，最终我在2006年拿到了这个课题，而且证实应力改变确实改变了细胞内的生物信号。至今，在我们10人的科研小团队中，仍有人在继续着这项研究。

在我们胰腺外科，长年累月要面对病情很重的患者和心情沮丧的患者家属，因而大家常常感觉压力巨大。从我个人而言，在被动的临床救治中感受到的压力，可以到积极的、容许天马行空的科研中去得到部分缓解。

我曾看到不少关于某个肿瘤代谢相关基因在其他器官肿瘤中高表达并促进肿瘤生长的报道，我们预实验证实它在胰腺癌中也是高表达的，那么它在胰腺癌中也似乎应该发挥促癌作用。于是我们设计了一项研究希望加以证实，可出乎意料的是我们做出的结果是阴性的，重新检查试验过程再来一次，还是阴性。最终我们共做了4次试验，4次都是阴性结果。在那之后半年多的时间里，我感觉非常沮丧，心灰意冷，对于自己的“失败”百思不得其解。但在漫长而枯燥的文献查阅过程中，《自然》杂志上刊登的三篇文章让我重燃信心，那是其他学者分别在几种肿瘤中和我们得到了类似的阴性结果。

现在我不再纠结于阴性阳性了，因为重要的是研究的稳定性。如果一个结果能够反复被证实，即便是阴性的也是有价值的，没有结果也是个结果。（涂晓晨整理）

科研需要“想”，但成果必须“做”出来，所以想到就要坚持去做！

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美国南加州大学终身教授 应其龙）

我认为，从事科研工作要想成功，应该达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到的三种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很多时候，我们每天钻进实验室里一做就是1天，很烦，没有机会跳出来。但是大家一定要跳出来，与外界广泛接触，眼光要开阔，这是科研的第一个境界。尤其要知道在自己的科研领域里，什么问题是最重要的。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实验就是这样，反复做、反复试，恨不得把所有想到的方法都做过一遍了，可能还是没有任何结果。第二境界就是不怕失败，不辞辛苦。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要在别人没想到之前你能想到。每个人受环境的影响很大，容易被假象迷惑，要学会坚持，特别是坚持自己的想法。在这方面我也吃过亏。

我在国内一直做神经外科医生，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英国爱丁堡大学从事干细胞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喜欢这项工作，觉得比做医生更有魅力。半路出家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太多条条框框，不知道什么容易做、什么不容易做，反倒独辟蹊径。

2002年我在阻断胚胎多能干细胞分化等方面取得突破，与导师发表了文章。正当我想乘胜追击的时候，我的朋友告诉我，把转录因子转入细胞体内，转一个比较容易，转两个很难，转第三个几乎不可能。在朋友的“教导”下，我接受了“不可能”的现实，转而从事其他研究。而未受条框约束的山中伸弥，把4个转录因子通过逆转录病毒载体转入小鼠的成纤维细胞，使其变成多功能干细胞。这项成果使他获得2012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表面上看，我是因“交友不慎”与成功失之交臂。实际上，是我自己不够坚定。在科研探索中，什么都是未知的，因此“成与不成”不是“想”出来的，而应该是“做”出来的。另外，很多重大的科研突破，其原理和方法往往很简单。

编后

在录音回放中，龚侃伴随着“200万”有一声叹息，如果停在那一声叹息中，今天就没必要写这篇小文章了。最近，龚侃常说的一句话是“机遇就是走别人没走过的路”，因为他们在“200万”的下游、别人研究的岔路上找到了他们新的研究目标。

赵刚面对患者的时候是非常温和细心的，他总是担心当外科医生的自己过于关注自己的手，贸然开刀误伤患者。可尽管如此小心翼翼，他仍会时时后怕，仍会被患者家属气得浑身发抖。因此，天马行空的科研就是他的“减压阀”。而科研需要长久地不断推进，因此他对自己“减压阀”的呵护方式就是一板一眼和实事求是。

在“国际干细胞研究最新进展”高峰论坛上听应其龙“干细胞研究和临床运用”的学术报告时，或许是他题外话说得有点多，恍惚中觉得有些像励志讲座。会后在与他的进一步交流中，不由自主地又去捅了捅他的小“伤疤”，好在那已经是昨天的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