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刘睿彻 黄洁莹
5月25日,武汉迎来西医进入150周年。我们回望、追寻西医入汉初期的那段城市记忆,以期在梳理和拼接西医与城市发展相互影响上做些许努力。
150多年前,汉口开埠通商,开启了这座城市的近现代历史。从那时起至之后的40余年,史料记载最多的是,这座城市以前所未有的商业繁荣,“驾乎津门、直逼沪上”,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
那段时期,伴随着城市商业文明崛起的,还有现代科技、文化、教育等的产生与兴盛。西医,作为一门在中国接纳最广的学科,作为现代科学、理性标志之一,进入武汉后,给这座城市带来什么呢?
1864年5月25日,汉口汉正街,英国传教士施维善开设诊所,取名汉口普爱医院。这是武汉最早的西医医院,那时是汉口开埠通商的第3年。
西医入汉,使城市的健康保障发生了根本变化。西医由外国传教士带入汉口,输入的化学药品、检验设备、外科手术等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几乎同步。现代医术手到病除的疗效,使民众在最初的疑惧后广泛接纳,生病去医院取代了过去的求神拜佛。史料记载,当时,汉口西医医院的数量与更早期开埠的广州、上海接近,推行新式接生,汉口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大幅下降。
西医入汉,把城市的文明程度带入新高度。西医进入国门之前,国人健康观念的落后史料多有记载。很多传教医生除了治病救人,还自编手册,普及清洁、卫生的知识。在城市里,出现了公共厕所、自来水和垃圾处理等新式设施,改变着人们的行为。
西医入汉,促进了城市治理体系的完善。在西医进入以前,身体健康是个体私事,政府没有管理的职能。其结果是每逢大疫,城市死人无数。西医入汉使现代城市公共卫生的建设提上日程。张之洞督鄂时,汉口在国内地方政府中率先设立卫生行政机构,管理地方公共卫生事务,职能有检疫、保健、医院管理等。这种治理方式后来上升为国家模式,基本架构沿革至今。
如果说,汉口开埠通商初期,这座城市是在屈辱中被迫接纳西方现代文明;那么,其后这座城市显示了主动拿来、鼎故革新、迈向现代化的勇气和追求,办新式工厂、新式报刊、新式学校等莫不是城市主动作为的证明。而西医入汉对城市的改变与影响,也显示了城市的这种发展轨迹。
汉口开埠至张之洞督鄂前后约40年,城市商业和交通最发达,近代工业最集中。西医入汉之后,技术先进的健康保障、卫生文明的行为和家园环境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服务制度,将这座城市现代化目标提升到另一个高度:除了物质商品的丰盛,现代城市发展要改善、提升人的生活质量。
那时,汉口获得“东方芝加哥”的美誉,成为国家的中心城市。这在于城市的人口规模,产业、贸易数量,也在于城市人的生活质量、文明程度。
武汉正迈向2049,城市的目标锁定为“复兴大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在卫生事业方面,提出了建设国家医疗卫生服务中心的目标。建设国家医疗卫生服务中心,武汉的健康保障哪些需要升级?文明程度哪些需要提高?公共卫生服务制度哪些需要改善?回望西医入汉150年,或许有所启示。
走过150年历史,西医将见证大武汉的复兴。
150年前普爱医院开启西医入汉21国医生曾在汉行医
广州(1859年):
鸦片战争前,广州有伯驾医生开创的广州眼科医局,但在战争中被夷为平地。
1858年底,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踏进广州城,1859年1月创立博济医院。嘉约翰自任院长长达44年。
中国医生黄宽,在英国留学获医学博士于1858年回到广州,应嘉约翰之邀,黄宽常到医院给病人施行外科手术和会诊。
上海(1844年):
1844年,英国基督教伦敦会的洛克哈特在上海南门开设诊所。1846年在中国医学传教会香港分会资助下,诊所迁到上海北门,定名仁济医院。在1876年,医院“所有严重的外科手术均在无菌情况下进行”。仁济医院开创了外科消毒法在中国的最先应用。仁济医院是上海第一个教会医院。
北京(1861年):
1861年,洛克哈特以英国公使私人医生身份进驻北京。他一方面为英国使馆人员治病,监护英国公使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又与伦敦会总部联系,表示愿意帮助教会传教团在北京开设一所医院,为中国人施医给药和传教。经过积极的策划和筹备,北京施医院终于开门施医,由洛克哈特兼管,成为近代北京第一个西医医院。
德贞掌管施医院后,1865年,迁至东城米市大街一座佛教寺院。原有房屋经过修缮和粉刷,面目一新。新院有病床30张,医院正门旁竖立了两杆70英尺高的旗杆,因此得俗名“双旗杆医院”。
(记者刘睿彻 整理)
创始人毕业于皇家医学院 1861年,汉口开埠。
汉口,地处汉水、长江交汇之处,水上交通极为方便。清朝康熙年间,各地的生意人纷纷来此做买卖,这里就渐渐繁荣起来。长堤街、汉正街、花楼街相继建成。开埠之前,汉口已是当时中国集政治、经济和文化于一体的重镇。
作家方方在《汉口的沧桑往事》里这样写道:“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原本形成的商业基础,使得汉口成为洋人眼中的热土。一经开埠,洋人纷至沓来……”
在纷至沓来的洋人里,有一位来自英国循道会的传教士名叫乔赛亚·考克斯,中文名字郭修理。史料记载,郭修理曾在广州、南京等地布道。
西医进入中国,与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息息相关。《中国医学通史》中记载,1838年,在西医最早进入中国的前沿城市广州,美国传教士伯驾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医学传教会,宣称要“鼓励在中国人当中行医,并将我们的科学、病例研究和科学发明等有用的知识,拿出一部分与他们分享……因为只有这样的场合,可与中国人民交往,可以听到大部分真实情况,回答我们许多问题。……因为一个病人在医生面前,往往是坦诚相见的。”因此,在所有的开埠城市里,都有医学传教活动,并且,不同的教派都有。
那时,在汉口传教的除了循道会的郭修理,还有一个来自伦敦会的杨格非。一天,两人站在龟山上商议划分传教的势力范围,商议结果是汉口沿长江一带属杨格非,沿汉水一带属郭修理。
郭修理在大通巷购房买地,建教堂开始布道。很快,他意识到,汉口是华中地区的商业中心,对传教事业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他写信要求公会派医学、教育、文字等方面人才来协助他的工作。在他的倡议下,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选派具有医师资历的传教人员费波特·史密斯医师来汉。
史密斯早年求学于英国唐顿卫斯理学院,继而从英国皇家医学院毕业。1863年12月,史密斯在妻子的陪同下启程,飘洋过海,后又顺江而上,历时5个月,次年5月17日夫妇二人抵达汉口。5月25日,抵汉第8天,夫妇俩就在金庭公店一间民房内正式开始行医,由郭修理当译员。几天后,他们在自己的诊所门口挂上“普爱医院”四字的招牌,史密斯改中文名施维善。
武汉历史上第一所西医医院诞生了。
此时,广州、上海、北京等地的西医院也刚迈出脚步,如1846年上海的仁济医院,1859年广州博济医院,1861年北京施医院等。
紧随其后,1866年9月8日,杨格非在后花楼居巷购一块地也开办了一家医院,取名汉口伦敦会医院,又名汉口仁济医院。如今,这家医院已发展成声名显赫的协和医院。
■发展 西医求治者众多 多家西医医院三镇布点
毕业于皇家医学院的施维善医术高超,前来求医的人络绎不绝。刚开始,施维善用碘酒、硫磺药膏、金鸡纳霜等4种西药,对症治疗皮肤病、眼病等。史料记载,普爱医院开诊当年,应诊人数为18764人次。
这种情形远远好于西医进入中国之初。西医初来中国之时,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无异于天外来客,怀疑、恐惧是社会民众的普遍心理反应,甚至一度被认为邪恶。
有史料记载,那时公众对于西医尸体解剖的惊诧和畏惧,是因为人死后“保守尸体为吾国最神圣不可犯之旧习,国人见其如此也,遂哗然以为杀人食人,如水浒绿林之所为矣,百口辩解,终莫肯信”。
在广州,最早到中国的教会医生之一伯驾设立的“眼科医局”,开业第一天竟然无人问津。
这种状况后来有很大的改善。当时,有报纸时评报道:“自中国通商以后,西医之至中国者,各口岸皆有之,非徒来医西人,而且欲医华人。但华人不识西国药性,不敢延请西医,故初时华人均不肯信西国医药。于是西医邀请中西商富,先集巨资,创立医馆;次集岁费,备办药材,以为送医之举。初则贫贱患病、无力医药者就之,常常有效;继则富贵患病、华医束手者就之,往往奏功;则无论贫富贵贱,皆有喜西药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而就馆医治者日多一日,日盛一日也。”
小诊所已满足不了民众的需求。1866年,施维善筹建的新医院落成了。医院为仿西式砖木结构,设候诊室、药房,周围为药园,栽种花草树木。医院设2间男病室,有病床12张;2间女病室,有病床8张。新式医院、住院,成为当时市民新潮事。
七旬汪希龄老先生是2013最新版《武汉卫生年鉴》顾问,在年鉴中,他整理出“武汉卫生历史大事记”。近日,记者拜访老先生。他介绍,普爱、仁济医院开诊后,在三镇都有教会医院。
在武昌, 1875年美国圣公会建武昌圣公会医院,这是市三医院的前身。在汉阳,市五医院源自天主教高隆庞医院,更早是美国基督教浸礼会医院旧址。
■兴盛 湖北西医医院数量排国内第四 21国医生同时在汉行医
今天,当人们走在汉口黎黄陂路上,都会有种今昔交错、时光倒流的感觉。5月23日,记者在这里寻访万国医院的印迹,百余年前,有21国医生在这里行医,盛况空前。
路口,新立的石碑上记载,自1861年开始,英、德、俄、法等国在汉口设租界,持续80余年,此路段1897年辟为俄国租界。这条长604米的路,集中了16栋欧陆建筑物。
按照石碑标注的位置找到万国医院旧址,如今是市中医医院所在地。医院正门大理石标牌上还记着万国医院的过往。
民俗专家刘谦定介绍,老一辈的武汉人都知道这里是“老万国”。1910年4月,英、法、德、美、波、奥等国在汉领事及各国人士集资9万两白银,在俄租界建万国医院,首任院长为意大利阿尔只达女士。之所以叫万国,因医务人员来自21个国家,盛极一时。
市中医医院老职工徐友宏为记者讲了一段过去听来的掌故,“抗战前的万国医院医疗业务收入有限,常常会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于是拉起了 ‘赞助’,凡在汉之外侨,已婚者每人每年捐大洋15块,未婚者捐10块”。
万国医院当时的影响力难以寻访。史料记载,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上半叶,汉口租界的数量仅次于天津,居全国第二位,面积仅次于上海、天津,居全国第3位,其影响力位列内地各外国租界之首。这或许可以成为租界里医院影响力的佐证吧。
还有资料记载了当时西医院摩肩接踵、门庭若市的场景:“看一看在医院大门外,排在大街上候诊的队伍,看一看每天清晨从四面八方涌来的车马轿子,看一看那些官员、侍从、马夫、轿汉,是如何把整条街挤得水泄不通的。人们把小孩举过头顶,否则小孩就会窒息、挤伤。”显然,只有赢得社会公众的热衷和关注,西医在中国的发展才有肥沃的土壤,民众的认可是西洋医学在中国扎根生存的基础。
据《中国医学通史简编》,至1921年,全国主要省区均有教会医院,其中湖北排第4位,医院27所,独立药房8个,排前3位的是福建,医院41所;广东,医院39所;江苏,医院34所。
发明不到20年引进武汉 一台X光机全城使用
记者黄洁莹
■钩沉仁济医院建新院地皮大王刘歆生赠地30亩
早年的仁济医院最早建在繁华的后花楼街。1928年,医院选择在当时的中正大道、现在的解放大道设立新院。
“当时这一片是荒地和水洼,门口的解放大道虽然是水泥路,但是坑洼不平。医院周围都是稻田和湖塘。”协和医院老人吴正兴回忆说,教会本想买下这片地,但地皮大王刘歆生听说买地是为了建医院,慷慨馈赠了约30亩土地。听说是院方人员乘坐了一条小船,撑一桨后,船划到哪里,哪里就是医院的边界。
吴正兴介绍,医院建成后,有一座3层小楼,曾经是解放大道上最高的建筑。由于当时的地理位置比较偏僻,医院门口都没有路灯,大家晚上都不怎么出门。
慢慢地,协和医院以其精湛的医术带来了大量的省内外就医患者。医院老职工王能辉住在当年最繁华的汉正街,他对协和医院周边的变迁感触颇深。“对面建成了中苏友好纪念馆,还有一个苏联风格的餐厅;不少小旅馆和酒店也出现了,为的是看病的人有个住宿餐饮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新华路客运站建成,就是为了方便南来北往的患者……可以说,解放大道这一段因西医医院而改变。”
著名川军将领杨森专门坐船来汉就医
在内陆省份里,汉口是西医最早进入的城市。商业兴盛的汉口,也吸引了不少外地人就医。
早在1886年,仁济医院外科医生纪立生在他的年度报告中写道:“来院就诊的病人一直很多,在过去两年里大约有2万~3万人次,大多数病人来自湖北,一部分病人来自其他各省。后者的大部分是来汉经商,在汉逗留期间抓住机会来院就诊,少数是专程来汉找外国医生求医。”
1947年,吴正兴以卫生员身份来到仁济医院工作。刚到医院,他就听前辈们讲了大军阀杨森特意来汉手术的故事。
“杨森当时是四川省省长,也是川军有名的将领。1938年,他因为阑尾炎发作需要手术,当时四川也有很知名的医院,但他坐船来武汉做手术。”吴正兴回忆起当年的往事很骄傲,“当时杨森就住在协和医院老楼的3楼4病房。听说手术后,蒋介石还亲自来武汉看望他。”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确有其事,据《川军二十军抗战八年纪实》记载,“1938年6月,杨森到汉口后,住医院割阑尾。”
吴正兴表示,中医治疗阑尾炎疗效慢一些,如果症状严重的阑尾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会肠穿孔,引发腹膜炎,最后导致腹腔化脓、死亡。“西医会开刀动手术,一两周后就可以康复。”
巡抚亲眷为传教医师立碑
1855年5月3日,第一例子宫切除术被报道。患者是一名34岁的子宫肌瘤患者,在每次月经来临时都会有致命性的出血。
西医进入中国,割瘤手术也见诸报道。当时的《点石斋画报》有《妙手割瘤》一幅,登载了上海西门妇孺医院女医生邀请沪上西医会诊,为一女病人切除150多磅肉瘤的病例,并记载了手术过程:“将该氏置机器铁椅上施以闷药,用利刃将瘤割下,然后喷水令其苏醒……据西医云,此等大瘤从来未有,故已浸以药水寄往泰西大医院中藉资考究。”
汉口早期的西医外科手术也有记载。
1896年,汉口外人坟场里,一个叫马尚德的外国传教医师墓前,立着一块奇特的石碑,上面写着:马先生为我治病,不惜劳苦,因此痛之。主碑人谭抚台之侧室魏宝珍。
谭抚台即湖北巡抚谭继洵,谭嗣同的父亲。马尚德为魏宝珍治的是什么病,于史无证,不得而知。有史料记载,马尚德曾分别为谭继洵一名李姓近亲的妻子、谭继洵的孙媳龙氏做过乳房切除手术。
汉口天主堂医院1914年购进的第一台X光机
今日协和医院的前身为汉口仁济医院,由英国传教士杨格非在1866年创办。至今,医院34层外科大楼旁,杨格非铜像伫立,成为医院148年过往与无限未来际会的节点。
5月22日,在这座国内一流医院里,诸多老专家回忆:西医入汉后很长一段时间,汉口的医疗水平与国际几乎同步。
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NEJM)曾在创刊200周年时,回顾了现代医学200年里取得的巨大进步。这些进步从1816年听诊器发明开始罗列。在此之前,医生只能用手按在病人胸膛,了解病人体内状况。
■入汉之初最早以内科为主只有一个洋医生
汉口开埠,在普爱医院、仁济医院行医的英国教会医生,每年要向英国总会提交一份医院年鉴。150年来,这些年鉴经历洪水、战乱等变动,仍有部分留存下来。1986年,协和医院编写院志,找到了这些幸存的年鉴残本。
医院退休职工王能辉当年在《协和医院志(1866~1985)》的编写工作中做全文统筹。王能辉称,“当时英国人留下了五六本年鉴,每本将近600页,都是全英文的,细述医院经营、人事、门诊、住院量、大事记等情况。”
王能辉已77岁,他介绍,西医最早入汉以内科为主。
据《普爱医院志(1864~2002)》记载,普爱医院开办初期,主要接收内科疾病。主治发烧、疟疾、蛔虫等病症。施维善用碘酒、硫磺药膏、金鸡纳霜等4种西药,对症治疗皮肤病、眼病等。
《协和医院志(1866~1985)》记载,仁济医院创办之初,仅一名英籍西医内科医生雷德,每天在医院工作两小时。一位勤杂工,一位黄包车夫,没有护士。两个病房,一个收治外国病人,一个收治中国病人。此外还看门诊和施药,均为普通病和一般常用药。
■外科起源 麻醉药被认为是 “迷药”不被接受
1846年11月18日,波士顿的外科医生Henry Jacob Bigelow,让病人吸入乙醚进行麻醉。这个技术后来运用到各种手术中,从拔牙到截肢。
史料上记载,在国内,1845年以前,教会医院的外科切割手术都是在无麻醉下进行。1846年,由著名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引入,乙醚麻醉法首次实施。最初,民众认为西方麻醉药品是“迷药”、“闷药”,并不接受。
直到1882年,英籍外科医生托马斯·吉利森(Thomas Gillison,中文名纪立生)由伦敦会总部派遣来汉,仁济医院有了外科,这是武汉地区医疗外科的起源。
此时,在国外,氯仿麻醉已用于外科手术。
麻醉专家、协和医院副院长姚尚龙推断,作为外科医生,新到汉的纪立生医生使用的应是当时最新的氯仿麻醉技术。后来,由于氯仿麻醉可能发生严重副作用,被更先进的麻醉技术取代。
据《伦敦会年鉴》记载,1914年,仁济医院在麻醉下施行手术486例次,其中120例次用的是局麻。
有意思的是,当年的仁济医院成为协和医院,在新一轮发展中,这家医院加速对现代先进医术的追求,成为国内一流、国际领先的名院,其麻醉技术更处国内领先地位。
■门诊量渐增仁济医院率先开展外科手术
随着外科医生纪立生在仁济医院任职,汉口普爱医院扩建,各种手术逐渐扩展。那时的仁济医院,外科成为医院的两个科室之一,占据重要地位,在一段时间里,甚至超过内科。当时纪立生开展的是普通手术,包括截肢等,前来寻求外科治疗人数很多,几乎占总人数的一半。
纪立生在1914年的年度报告中写道:“医院门诊病人大量增加,过去日门诊量额达到100就是最高纪录,如今100以下的数字却是罕见的,夏季常常超过170人次,全年总计超过了22600人次。住院病人为864人次,平均住院日为22天。”
史料记载,1899年,美籍医生玛丽·格兰顿来汉主持武昌圣公会医院后,开展胫骨骨折手术治疗,给一位病人右腿截肢后安装了木腿;治疗全身皮肤溃疡及面部雀斑;还给一位女病人切除腋下4磅半的肿瘤。
1912年,汉口天主堂医院(现市中心医院)中国医生王奇峰在武汉三镇首先开展腹股沟疝修补及阑尾切除手术。
1929年后,普爱医院即能开展剖腹探查、肾切除、意外创伤抢救术等。
那时,武汉三镇各西医医院均可开展普通外科手术,技术与国际同步,手术范围越来越广。
■“原创”器械 洋医生雇木工做假肢供不应求
西医入汉,医疗设备的使用也与国际接轨。汉口最早的先进医疗设备是显微镜。1902年,汉口普爱医院英籍院长从本国带来医用显微镜一台,在三镇率先设化验室。
1895年12月1日 德国物理学家Wilhelm Roentgen(伦琴)发线了x射线。在发现x射线后的两周左右,伦琴给他的妻子的手拍了张照片,当他的妻子看到了自己的骨骼,惊呼“我看到了自己的死亡”。
1914年,汉口天主堂医院率先购进美国产费希尔式30毫安X线机一台。这台武汉三镇仅有的X光机,经常被其他医院借用。随着检查设备的使用量不断攀升,各医院也纷纷购进先进医疗器械。
1912年汉口万国医院成立时,购进电冰箱3台。
至1937年末,武汉各医疗机构中,共有主要医疗器械57台(套)。其中普通显微镜27台,X线诊断机9台(15-20毫安7台,200-250毫安2台),X线治疗机2台(X线深部接触机1台,X线深部治疗机1台),电冰箱9台,各型高压消毒器6台,理疗器械4台(套),还有部分产科和外科手术器械。
协和医院老员工回忆,除了引入的设备,当时的仁济医院还“原创”了很多医疗器械。1930年,在外科医生纪立生的指导和监督下,医院雇了一个木工,设法给一位截肢病人安爱丁堡式假肢,后来制造出来的假肢完全合乎要求。医院器械部也由此而生,由纪立生负责,由于需求激增,加工其他医疗器械的制作也开展。
1934年,医院为一个髋关节切除的女孩安装假肢。这种假肢按英国产的模型试制。女孩安装假肢后,经过9分钟训练,就能稳步前行,价格亦为模型的六分之一。
史料称,至1935年,器械部已制造一百条假肢,而第一百条假肢是同时具有髋关节和膝关节装置的功能。这些假肢销路北达甘肃,东至上海,西伸四川,南抵云南转泰国,供不应求。
医学在汉普及先于理法商护士学校规模全国最大
记者黄洁莹
记者在普爱医院探寻到了普仁护校的印记。在医院候诊大厅左边墙壁里的那块灰色大砖,名为“南丁格尔砖”,是一块从英国远渡重洋而来的珍贵物件,也是普仁护校在这里的重要印证。
普仁护校在武汉的医学史上,最著名的当算首任校长斯蒂芬森小姐(Miss·G·E·Stephenson),其中文名为施德芬。施德芬献身护理事业,终身未婚。她先在协和医院任职,1933年借调到普爱医院任护理主任,1934年固定在了普爱。而普爱医院墙上的“南丁格尔砖”,就是施德芬从英国请来的。
1936年,普爱护校扩建校舍,恰在此时,位于英国的南丁格尔的住宅因修马路要拆除。世界各地的护理单位和组织闻讯纷纷向英国护士学会索取南丁格尔住宅所拆卸下来的砖头,以寄托对南丁格尔的崇仰和怀念。
施德芬立刻向英国护士学会递交申请“要砖”,就在申请递交后不久,施德芬便离职了。协和医院护士刘干卿接替了护校的管理工作。1937年6月,这块大砖远渡重洋来到普爱医院时,是刘干卿接下了这块砖。施德芬请砖,却没有接砖,在普仁护校历史上,也算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了。
如今的武汉,近百所大学、上百万大学生是城市独特的资源。其实,从晚清至张之洞督鄂,伴随着西医入汉,护理、医学教育在城市里繁荣,武汉当时已有全国规模最大护士学校——普仁护校。
5月22日,在协和医院内,记者跟随医院工作人员,寻找这个“航母级”护校的旧影。这是一座三层红色砖楼,墙面明显被翻新过,欧式建筑的风格依稀可辨,石质的门栏顶上刻有“普仁××学校”字样,“护士”两字已经被时光流转洗磨掉了。
那时,汉口还有私立的医学院、医专学校,医学教育先于理、法、商等其他学科,在汉口普及。
■四护校合并 汉口护士学校 当时规模全国最大
1908年8月,天津海关拨银2万两,在天津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公办护士职业学校——北洋女医学堂。
在武汉,最早的护士教育是医院为培养自己用的护士而设立。1866年,普爱医院设男、女病床20张,由创始人、英国医生施维善培训的护理助理员从事临床护理。
1888年,汉口普爱男、女护校成立。男、女医院开办的护士学校,在早期阶段为招收学徒进行培训,后来逐步完善教学工作,至1896年就达到了正规学校标准。
1928年5月,普爱男、女护士学校和仁济男、女护士学校合并成为“汉口协和护士学校”,并向政府注册登记,一所影响武汉护理业80多年的护士学校诞生了。据《协和医院志(1866~1985)》记载,该校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一所西医护士学校。校舍就设在协和医院及普爱医院院内,后来更名为“私立汉口普仁高级护士学校”。
据记载,普仁护士学校招收的学生一般为教会学校高中毕业生,来自全国各地,多为基督教徒的子女。普仁护士学校从开办直到1945年以前,学制一直为四年。刚开始,护校基础课程自行设置,有卫生学、细菌学、解剖学、生理学、药学、护士史、伦理学等。从1937年起,统一执行教育部规定的全部课程。
79岁的江苏凤曾任普爱医院妇产科护士长,1953年来到普爱医院工作,“当年带我的护士长叫做张馥英,她是武汉市最早一批西医护士,从普仁护士学校毕业,工作非常认真,对于护理工作的要求完美到近乎苛刻。”
武汉地方志专家董玉梅收藏有一枚汉口普仁护士学校的校徽。校徽的正中有个红十字,红十字上方有4个字“生命之役”。“我的婆婆于1948年考入普仁护校,就读的护校设在协和医院内。”听婆婆讲述,护校每一届招收的学生都不多,且对学生的管理很严格。因为是教会办学,讲究博爱,“只有博爱才能有责任感,才能不惜一切地去挽救病人的生命。”
■最早的本土西医 大同医学院 可授医学博士学位
据医学教育史专家慕景强的《西医往事》记载,我国第一所培养医生的西医学校叫作博济医校,成立于1866年,由广州博济医院创办。在博济医校创办了26年后,武汉也创办了一所高等医药学校,
办学的建议始于汉口仁济医院院长纪立生,他认为创办医科学校可培训中国医生。1848年又一名传教医生、外科学士珀西·麦克阿尔来到该院,纪立生有了志同道合的助手,办学愿望有了成为现实的可能。
1901年筹备工作就绪,1902年3月正式开学,由伦敦会单独承办,故初名汉口伦敦会医科学校(London Mission Medical School Hankow),亦称大同医科学校(Union Medical School),校址在仁济医院内。
大同医科学校于1902年首批招考,考试科目为国文、数学、地理、历史,首届招生11名。1917年,大同医学院被济南齐鲁大学医学院合并,纪立生亲自带领学生前往济南。大同医学校至此结束,前后历时15年。
学校在汉仅办了15年,但培养了一批武汉最早的本土“西医医生”。这些医学生毕业后,都在各地教会医院担任医生工作,其中叶克诚、胡仁斋等成为汉口仁济医院的职员,有的兼职了学校的助教。
至今,汉口居民段善基家中还收藏了一张祖父段茂桐在大同医学校的毕业证书,证书已有百岁高龄。
这张牛皮纸质的证书,厚实又充满质感。它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证书中,蓝色花纹组成一个边框,印制得如同人民币一般精细、精美。右半部分为汉字,主体是“汉口大同医学校”,对学员段茂桐作出的评价:“该学员应列‘优’等,品格亦颇高尚”,并授予医学博士的学位。文中特别提及,这位学员“有资格参与外科和妇产科的医疗实践”。
证书标有两个时间:一是民国元年(1912年)正月毕业,二是民国二年(1913年)11月发证。因年代久远,证书最右方一处大字不再连贯,仔细辨认应为“第十一号证”,可能是段茂桐的毕业学号。
据段善基说,祖父出生于1890年、去世于1969年,从小师从曾祖父学习中医,长大后又到洋人开办的大同医学校就读,毕业后从医50多年。
■博医技专落户汉口 培训化验麻醉等技术人才
西医入汉后,在汉口协和医院内,有一所医技学校,英文名称为“Institute of Hospital Technology”,中文名字则是汉口博医卫生技术专门学校,人们则习惯简称为博医技专。
博医卫生技术专门学校创办在安庆,由在湖南教区传教医生乔治·哈登(George Hadden)筹建。考虑到汉口地理位置优越,西医水平高,后迁入汉口协和医院作为博医技专总部。从博医技专的“身世”可见当时中部西医的联合,也可见当时汉口的医疗地位。
当时全国各教会,凡设有医疗机构者,莫不仰赖技专为其培养医技人员,因为,要求入学者甚众。但限于条件,只能开小型班,每班5~6人。
技专为合作组织,只接纳教会医院及慈善团体报送的学生,毕业后仍返回保送单位。
当时对于学生的入学条件要求,现在看来仍不低。化验班要求是:有初中数学的应用知识。药剂班要求,能准确听写英语词句,能准确进行四则运算,并能掌握简单的分数、百分比。麻醉班只接纳挑选的护士。
技专先后设置了化验、药剂、麻醉、X线技术、事务管理、理疗、医疗器械等专业。
1947年,18岁的河南潢川县小伙儿徐志学高中毕业了,进入普爱医院检验科工作。“当时检验科只有4、5个人,主要开展一些常规检查,还有少数生化检查。”由于检验技术人才缺乏,徐志学边学习便给其他医师打下手。
1949年2月,有了一定检验基础知识后,徐志学被医院送到博医技专学习深造。“当时特别开心,因为能去进修的人很少。”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徐志学系统学习了化验知识。如今已经85岁高龄的他,依然记得当年上课的情景。“教我们生化课的是一位年轻的英国女教师,其他都是中国教师。外国老师最开始上课时会带一名翻译,学了一段时间后,我就能听懂英文专业术语。”
这次系统的学习经历让他终身受益。他随后成为医院检验科骨干,一直工作到79岁高龄,成为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的老专家。
《协和医院志(1866~1986)》记载,学校1935年的统计显示,技专训练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的97所教会医院。学生不怕路途遥远,一些女学生甚至只身长途跋涉来汉。
“住院”一说 始于西医
西医入汉带来了“住院”的说法——将病人交给医院,由医院托管,由专人护理。与现在护士以女性为主不同,早期的西医护理工作是由男士负责。后来,照顾中国“男女有别”的旧习,改为男护士护理男病人,女护士护理女病人。
1866年,普爱医院新病房建成后,医疗工作仅由施维善一人担任。由于工作任务繁忙,“当时便招收少数中国男人进行培训协助医疗工作”。记者查阅《普爱医院志(1864~2002)》发现,直至1896年男院中国男助手仍只有一名——名叫郑明春,他在医院工作很多年。
随着西医工作的开展,洋护士逐渐来汉。《普爱医院志1864~2002》中第一篇,在“医院外籍医务人员简介”中最早来汉的女护士是一位名为波默罗伊的英国人,她于1888年来普爱医院工作,是女院的第一任护士长。
在医院有记载的外籍人士中,先后共有12名外籍护理工作人员在汉工作,分别担任护理主任、护士长、护士,均是女士。
“看护”,是护士早期的一种称呼。据了解,当年看护是如今护士和护工的结合体,要给患者洗头发洗澡擦全身。医院规定不留宿家人,规定了严格的探望时间为下午3时,患者完全交给了医院。
自1932年,鉴于男护士护理女病人不便,而且在男病院试用女护士取得满意效果后,男护士培养停止,只接收女护士。同年12月,汉口协和医院开始在病房中使用女护士。
此后,男性护士逐年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