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部医都”武汉，51岁的他绝对算得上是一个“传奇”——

他在博士刚毕业时被确诊为晚期肺癌，然而却用所学医学专业知识自订方案给自己治疗，竟然奇迹般地痊愈；

他刚从医时向往切肝摘胆的“大手术”，瞧不起“小儿科”的乳腺甲状腺手术，结果“修炼”成为国内这个领域一流的专家；

每天60个专家号一上线即被“秒挂”，名医门诊特需专家号3个月才预约一次，上门预约的患者常常从教学楼一直排到新华路体育场门口……

他是武汉协和医院外科兼乳腺甲状腺外科主任黄韬教授，被称为“武汉最难挂到号”的专家，也是2014年度全国“十大口碑医生”评选中湖北唯一入围复赛的专家。

好脾气的医生有双神奇的手

“黄教授对我们特别有耐心！”说起黄教授，患者李红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之前得了甲状腺囊肿，这次查出乳腺癌，家里六口人来陪我看病。关于手术的问题，家人十分担心，不约而同地轮流问黄教授，他不厌其烦地回答了我们6遍！”

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在每周二晚上的查房，“面对十几名患者，他能查两个小时。”护士长付诗说，“我很少见到这么仔细的查房医生。”

对于这些夸奖，黄韬腼腆地笑了：“我们科室以更年期中年妇女居多，患者有焦躁、紧张的情绪很正常，给患者心理的抚慰也是我的责任。”

对病情把握准确，手术做得特别精细，说起黄韬，在医院同事和患者中流行着一句话，“他有一双神奇的手”。

在一次例行甲状腺囊肿术后检查中，患者李红随口说道：“黄教授，听说您也是乳腺方面的专家，干脆也帮我检查一下乳腺吧。”黄韬当即对李红进行仔细的手诊，检查结果把李红吓出一身冷汗，“当时我就懵了，之前也去做过这方面的检查，都说没事儿，但黄教授一摸，就说我乳腺的问题比甲状腺严重得多，后来果然确诊为早期乳腺癌，真是神了！”

由于病情严重，黄韬建议李红切除乳房，但才40出头的李红倔强地坚持“要命也要美”。黄韬深深理解乳房对一名女性的重要，制订了周密的保乳手术方案。“你看我现在哪里像个病人，我真幸运，碰到了黄教授。”

黄韬精湛的医术和谦逊的态度使李红和众多患者成了他的铁杆“粉丝”。目前，黄韬的专家号已经预约到今年年底。“我很感谢患者的信任，但是不想成为‘武汉最难挂的专家号’。”黄韬说，“我真怕这中间耽误了患者的治疗。前段时间，我跟医院医务处同仁讲过，请他们顶多排到3个月。”

患者看不到专家号怎么办？网络成了黄韬的特别问诊方式。除了自办的论坛，他还兼任很多相关论坛的版主，义务在线为患者答疑解惑。这一坚持就是9年多，黄韬的最新回复总是一层层“盖楼”，回复日期仅间隔三两天，时间往往是每天的23时之后。

曾经一天看完173个号

坐门诊，做手术，这是外科医生工作的两个重心。

黄韬每周一在该院肿瘤中心坐诊，周二在主院区坐诊，周三下午在名医门诊坐诊，其余时间做手术。他一般早上8点半进手术室，平均做六七台手术，下午5点以后出来。因为要做的手术太多，通常周一周二午休时，他也会到手术室赶着做两台手术。

论坛报：您怎么看待“武汉最难挂号医生”这个称号？

黄韬：这给了我很大压力。一方面，说明患者对我的信赖与认同，挂我专家号的患者很多；但另一方面，说明大量患者得不到我的服务。事实上，从门诊时间安排上来说我确实已经到极限了，最开始我每周只坐1次门诊，由于患者太多渐渐加到两天半，还有不少患者希望我再增加门诊次数，但是如果再加的话就没时间为患者做手术了。

论坛报：您听说过吗，有号贩子把您的专家号最高炒到了1000多元1个？

黄韬：我听说过，对此也很气愤，多年来我一直主动与医院保卫处和公安部门联系，希望严打号贩子。其实最开始我并没有限号，每天要看很多病人，曾经有一天从早上看到深夜11点，一共看了173个号，后来发现这样不行，一是分配到每个病人身上的时间太少了，对病人并非好事；二是个人精力受不了，也存在隐患。为了保证诊断质量，医院每天给我限60个号，事实上对外地来的或病情特别严重的患者，每天都会加号10至20个。为打击号贩子，我的专家号主要通过电话或网上预约，其中名医门诊的预约是每3个月约一次、每次约3个月的号，而且必须本人现场预约。

与死神叫板的医学博士

很多人不知道，黄韬曾经也是一名晚期癌症患者。“1993年，我在拿到博士毕业证后的两个月，被检查出晚期小细胞肺癌。这种病的五年存活率几乎为零。经过会诊，所有的医生都不同意做手术。”当时黄韬才30岁，经过绝望和挣扎，他决意一搏，在查阅国内外文献后，他自己制订治疗方案。幸运的是，手术非常成功，20年过去了，这个意志顽强的医生向医学界和所有病友宣告，自己的小细胞肺癌已然痊愈。

他说：“我经历过无助、绝望的情况，所以非常能够体会病人得病之后求助无门的痛苦，非常能够感同身受。”

自此之后，黄韬对病人倾注了更多的心血，收治过很多医生建议放弃的晚期病人。“一次，有位妇科医生请我会诊，病人是结肠癌转移到盆腔，在手术台上打开腹部，发现满腹全是转移灶，当时绝大部分医生都要放弃这个病人，认为她最多只能活半年。我将病人转移到自己科室，经过诊治，这位病人在手术后活了5年。”

对黄韬而言，大病后的劫后余生，不仅让他对生命多了一份珍惜，更是对手中这把神圣的手术刀多了一份敬畏，对手术台上的病人多了一份责任感。

科室里的“拼命三郎”

“刚进医院的时候，他几乎24小时在病房，为了提高技术，别人不愿做的手术他都做。他曾经自豪地向老师汇报，已经做了100多例阑尾手术，手术切口也越做越小。”黄韬的老师——我国著名两腺外科专家仇登波教授说起这个勤奋的弟子十分自豪。“后来他生病了，1994年2月做的手术，到5月就重返科室上班了。他依旧经常住在值班室里，方便随时上手术台。术后化疗期间，他从来没休息过，经常是周五化疗，周一上班。为了有继续工作的体力，他强忍化疗的生理痛苦，吐了吃，吃了吐。” 回忆起当时弟子边抗癌边勤奋工作的情景，仇教授依旧心疼得眼泛泪光。

如今的黄韬行色匆匆地来往于手术室和病房之间。早上8点开始门诊，大约到晚上8点看完最后一个病人，随后到病房查房。手术日更是累得腰也直不起来。很多时候，为了不耽误出诊，他一天只吃一顿饭。晚上10点，脱下工作服的黄韬才能坐下来，开始逐一回复网上病人给他的留言，阅读国内外最新科研论文。没有“时间概念”的他可能一不留神，就看到了天亮。因此，他被同事们叫做“拼命三郎”。

除了治疗病人，黄韬还要承担科研、教学任务。为了给学生们在科研道路上指明正确的方向，他永远不辞辛苦。“下午6点发给他的论文，到凌晨2点他还会给我回复。研究中碰到问题，他都非常耐心地给我们讲解。最新的学科动态和前沿资料，他会第一时间发布在网上与大家共享。学生出国，他亲自帮助申请经费，逢年过节，他还会张罗聚餐。做黄教授的学生，非常幸福。”学生郭辉动情地说。

这样玩命地工作，这种奋不顾身的精神，使他培养出了一批和他一样优秀的弟子。在他们的努力下，成立仅10年的两腺外科成为医院工作效率最高、患者最放心的科室之一。2013年第一季度，两腺外科的平均住院日是6.7天，成为整个医院平均住院日最短的科室。

“我们平均住院日是以每年0.5天的速度缩短，而且能够门诊手术的绝不收住入院，这样既可以减少患者的经济负担，又可以收治更多患者。这就需要我们全科室医护人员不断地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身为科主任的黄韬在管理上同样不放松要求。

医患有时如同大人与孩子

谈到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医患冲突，黄韬表示，医患矛盾让医患双方都成为受害者。对于如何缓解这一矛盾？黄韬坚持“医生要多站在患者角度思考问题”。或许，这对于黄韬而言，并不只是一句“套话”，因为他也曾是一名晚期癌症患者。

论坛报：当医生这么多年，您有过较印象比较深刻的病人吗？

黄韬：这样的病人很多，比如刚当医生时，有一名29岁的晚期胃癌患者，当时已处于昏迷状态。有一天半夜他突然清醒过来，让他妻子叫我去。他可能是意识到自己快不行了，紧紧抓住我的手不放，让我一定救救他，我告诉他我会一直守在他身边，他才松开手，很快又陷入昏迷，当晚就去世了。这么多年来，这个场景一直在我脑海中，病人把生命的希望托付给医生，虽然很多时候医学技术没办法如愿，但这份依赖与信任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论坛报：如何缓解医患矛盾，对此您有什么见解？

黄韬：医患关系有时就像大人跟小孩的关系，在医学专业上，医生通常是“有知”的一方，而患者通常是接近“无知”的一方，医生与患者交流一定要注意态度与方法，个人认为有三点非常重要：第一是医生要做到专业，不能给病人错误的预期；第二是尽可能站在患者角度思考问题，否则与患者始终会有距离；第三是医生要主动把事情做在前头，比如应给患者做的检查或治疗，不要等到患者家属提醒甚至催促才做，而应提前主动想到做到。这三点如果能够坚持好，矛盾与误会会少很多。

黄韬表示，“我们面对的不是冷冰冰的器械，而是有血有肉的人，所以我们对病人是要有温度、有情感的。医学不只是自然科学，同样需要人文关怀！”

通讯员 黄冬香 张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