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风险你怕吗?
发布时间:2014-09-17
来源:健康报
作者: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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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Science》刊登了一篇关于西非埃博拉疫情的论文,论文最特殊的地方是合著者中有五位作者已因感染埃博拉牺牲。另据报道,本次疫情中已有240多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埃博拉来了,尽管它远在异国他乡,但这几名医生让人们重新想起了一个始终存在但总被忽视的问题——医生的职业暴露。医生这个职业,有人说她受人尊敬有成就感,有人说她安稳踏实旱涝保收,其实,风光背后的付出,只有自己最清楚,职业暴露的风险始终伴随着每一位医生的职业生涯。

 

  穿上白大褂就得迎难而上

  武汉协和医院感染科  刘  婷

  医学上,有太多的高峰需要我们去攀登,也有太多的危险会不期而至,如艾滋病、非典、埃博拉。而当危机来临之时,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医务人员,我们在积极治病救人的同时,也承担着巨大风险。

  作为一名年轻医生,我对于职业暴露原本没有太多概念,直到那件事。有一天科里收来一名中年女性,患者从入院伊始就处于昏迷状态,时有狂躁不安。为排除颅内病变,我们为其安排了急诊CT,并且陪同检查,结果在上CT床的时候病人突然烦躁乱动,在安抚过程中其手上的留置针被挣脱,直接刺伤了一位同事的拇指。当时为了检查他根本没发觉,直到回病房安静下来,才感觉到疼痛并发现伤口。科室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本打算等病人检查结果出来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疾病需要进一步处理,谁料病人因为病情过重不到5个小时就去世了,绝大部分筛查如肝炎、艾滋病都没来得及查。患者严重的病情让同事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全科室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在等待检查结果出来的时间里,虽然当事医生难掩自己的焦虑之情,可他还是积极投入到了接来下的工作中。而我们能够做的,也只是好言劝慰,默默祝福。万幸的是,4个星期后,相关检查排除掉了感染的风险。

  由于身处感染科,属于医院的高风险科室,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防护预案和紧急情况处理流程,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它会详细说明当意外来临时,医护人员该如何操作,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医院在新员工培训时,也曾安排了专门的课时、人员给我们讲解医疗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细节、易发生的意外以及如何应对。只是以往,对于它们的重要性并没有太多感受。

  现在我对于自己的告诫是“防大于治”,防得好才是避免医疗伤害的关键问题,而这不仅需要我在心中牢记各种医疗原则,不违规操作,还需要在工作中谨慎谨慎再谨慎。万一碰到意外情况,我希望自己能不慌不乱、及时处置、检查、治疗,避免过度紧张焦虑。

  当然,有的时候意外并不是小心就能避免的,就像我那位同事那样,我知道在日常工作中,这种场景并不少见。不过,从入职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自己选择了一份高风险的职业。既然穿上了白大褂,背诵了希伯克拉底誓言,那么只有迎难而上方为正道。(涂晓晨整理)


      死里逃生后更爱这职业

  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  梅  雪

  2003年抗击SARS疫情已经转眼过去11年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很多往事的确让人不堪回首,我相信很多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人都有同感。

  那年的4月8日,我在急诊值夜班。晚7时抢救室推进来一位70岁的老太太,发热,呼吸困难,胸片发现两侧肺炎,血白细胞不高……所有特点都指向了一个诊断——SARS。但家人无论如何不能提供流行病学史(也就是不能确定她是否接触过其他SARS病人)。请示了发热门诊,甚至医院行政总值班,最后还是让患者暂留急诊。夜里12时,老人呼吸停止了。怎么办?如果是普通病人应该立即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可这是一个不能排除SARS的患者。我也犹豫了,但仅仅是半分钟的时间,没办法,谁让我是医生,从我念医学生那会儿,老师就教给我们“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没得选择。操作都很顺利,但第二天老人被确诊了,很快,我和另两位同事开始发烧了。

  刚开始发热,因为胸片始终没发现阴影,我一直心存侥幸,怎么那么准,就非得传染给我们?何况当时我们也都带着眼镜、口罩。10天后,胸片上阴影出现了,我被送进了SARS隔离病房。

  住进隔离病房,说实话,因为病友、主治医生都是天天打交道的同事,一开始也没感到孤单寂寞,主治的医生和护士每天还来询问:“明天想吃啥?我给你们做好带来。”那时还开玩笑说:“好容易找个机会能休息一下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听到越来越多医院的同行相继离开人世,有身怀六甲的妈妈,有新婚燕尔的丈夫,有拖家带口的母亲……而且隔壁的同事也陆续带上了呼吸机,终于有一天我也不得不依靠呼吸机辅助通气,否则呼吸困难到一动就要憋得满头大汗。我开始有些担心甚至害怕了,或许也有激素的副作用,反正整宿整宿的无法入睡,总想找个人不停的聊天,可扣着呼吸机又不能讲话。就在那几天,科护士长、工会主席、团委书记相继进入病房,没有过多的言语,都给了我一个深深的拥抱!你知道,那个时候,SARS在人们心中甚似洪水猛兽!这时一个拥抱,虽然隔着厚厚的隔离衣,但那种温暖至今都留在我的心里!

  病好了,出院了,虽然仍很虚弱,但内心觉得自己很幸运,多亏了同事们细心的照料,我艰难地度过了这一关!想到数十位同行都离开了人世,我就觉得自己是如此的万幸。那之前哪里想到过做医生还要面对生死的考验?我知道这份幸运不是凭空得来的,它是我的家人、我的同事、我的领导,以致全社会很多人的努力、关怀才换来的。该怎么来表达这份感恩?思来想去,唯有更努力的工作,好好地生活,才能让逝者觉得值得,才能让爱我的人更加开心!因此,很快我就回到了我热爱的急诊岗位。

  尽管我无法预知未来还有什么样的职业暴露风险,但现在我会努力看好每一位病人,因为经历了SARS,我更深地体会了患者和家属渴望眼神背后的期许,我也更深地体会了医生之于患者的意义。

 

  风险始终伴随医生生涯

  北京地坛医院神经外科  王清河

  三年前,北京地坛医院成立神经外科,得知消息我从天坛医院神经外科来到这家以传染病为特色的综合性三甲医院,这里七八成的患者都是传染病患者。有朋友问我,从一个知名三甲医院到传染病专科医院,不怕被传染吗?其实我想说,选择做医生就要选择与职业伴随的风险。无论你是在普通综合性医院,还是在传染病专科医院,职业暴露的风险始终伴随着每一位医生的职业生涯。而且在传染病医院,随着风险意识的加强、防护的到位,被感染的机会未见得就更大。有句话不是说“最危险的地方也许最安全”吗?

  话是这样说,传染病医院的职业风险当然是有的。近些年随着艾滋病、肝炎、梅毒等传染病患者数量的增加,医院外科、骨科等手术科室的手术也在明显增多,医生发生职业暴露的机会自然就多了。去年医院就有10余次为艾滋病患者穿刺、手术时的职业暴露事件,所幸每次都及时进行了干预,最终没有发生感染。

  话又说回来,病例多了,对于我们这些研究型的临床医生而言,研究艾滋病一些合并症的机会也多了。大家知道艾滋病患者近50%会发生中枢系统的合并症。以前在天坛医院这样的病例几乎见不到。可刚来地坛医院不久,我就了解到,地坛医院1998年就接治艾滋病患者,目前每天住院病例都在四五十人以上,门诊百人次以上。这引起我的极大兴趣,因此来地坛医院不久,我申请了北京市科委的课题《艾滋病病人脑部疾病影像与病理对照研究》,利用立体定位仪为发生脑部病变的艾滋病患者进行组织活检。这个小手术定位准、创伤小,可以及时确定患者的疾病是感染性疾病还是淋巴瘤。开题以来,已经积累了近30个病例,并为患者的后续治疗提供了可靠依据。如果没有这样的活检做依据,只能靠临床经验推测,治疗就是探索式的、试验性的。

  有人问我,给艾滋病患者做手术,心里害怕吗?要说害怕,刚开始都会有些紧张,但又有几位医生真的因为职业暴露风险而放弃医生职业呢?反正我不会,想明白这一点,我只是时刻告诉自己和同事操作中要小心谨慎,而害怕并没有太大意义。

  前些日子,埃博拉疫情在西非四国肆虐,医院接到通知要组建援非医疗队,得知消息后,我写了请战书。真不是头脑一热心血来潮就这么干了,而是觉得自己确实比别人有优势。受党教育多年、在部队医院成长起来,有防化、防爆和野外生存、手术的训练基础,所以觉得此时此刻,作为医生理当义不容辞,没什么好说的。至于职业暴露,我会认真防范,但不会因之退缩。(陈明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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